首次在内陆揭露了克格勃间谍的踪迹；首次在野外成功缴获了当时全球最尖端的特务专用通讯设备和由计算机精确编制的密电码；首次成功获取并破解了科技含量极高、制作工艺复杂的压缩资料和阅读工具。该案的侦破，为后续苏联间谍案的破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宝鸡火车站现怪人

1969年8月8日的夜晚，宝鸡这座山城笼罩在一片闷热的桑拿天之中。即便夜色降临，空气中依旧没有一丝凉意的微风。火车站西候车厅外的长椅上，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其着装与周围短打打扮的旅客截然不同。他身着白衬衣，外面竟还披了一件外套。在他的双腿之间，静静地放置着一瓶热水。那青年焦虑不安地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着某人。

昔日，宝鸡火车站只是个二级站，其简陋的候车厅北侧，便是与篮球场面积相仿的车站广场。这里不仅是南北旅客的必经之地，更是市民们纳凉休闲的好去处。往日里，那位年轻人总会在广场稍作停留，便按照自己的计划前往别处。然而，今日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因为广场的一角，已有数十名腰间系着皮带、臂戴“军管会”标识的红袖章，他们是公安与民兵，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到了晚上9点钟，在宣传车的协助下，他们封闭了火车站广场，展开了针对非法持有枪支和打砸抢行为的清查行动。

在“文革”的风云激荡之中，陕西宝鸡成为武斗的频发地，甚至连军管组长和宝鸡革委会的军方代表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激烈的武斗中不幸丧生。为了遏制武斗势力的死灰复燃，8月8日夜晚，市府依据上级最新下达的指示精神，对全市的若干关键区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清查。在这一背景下，宝鸡火车站广场的清查行动也应运而生。

随着宣传车喧嚣声的传来，纳凉的人群便四散而去。乘坐车辆的旅客们则表现得非常配合，他们逐一出示车票，打开行李，并对询问作出回应。

间谍经费藏匿暖水瓶

在清点过程中，民兵李成永目光锐利，锁定了一位身着外套的年轻男子。随即，他呼喊身旁的战友豆中才，二人并肩向那位青年靠近，语气严肃地要求：“出示车票！证件！”

年轻人掏出的是一张8月9日由宝鸡发往太原的246次车票。他自称从新疆来，要去太原看望妹妹。他出示了一张落款为“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写着：“鉴于本社成员周铜山因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宜，导致身体状况恶化，无法继续工作，特此批准其离职。其在公社内所有手续均已妥善处理，现正迁往山西省定居，恳请相关部门协助其安家落户并参与工作。”

“你的名字是周铜山吗？”那名男子应声点头。“这所谓的当局证明？当局？这证明是何人伪造的！”豆中才质问李成永，怀疑这份证明是伪造的。

两人接过周铜山的保温瓶轻轻一掂，发现里面并未装水。他们察觉到眼前之人颇为可疑，于是推搡着他，将他带至广场边上的指挥车辆旁。

夜幕低垂，十点二十分，清查行动宣告落幕。周铜山连同三十余名流浪者、乞丐、街头闲杂人等，一同被押上了卡车，送往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所在地，静待后续处置。

周铜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负责审查他的是军管会政法组的政保组长于润民及其下属王光满。炎炎夏日，竟然有人在外套下还穿着衬衫，这让王光满不禁疑惑。他从周铜山的左上口袋边缘摸出一根长约3厘米的硬质条状物。要求周铜山脱下衣物，王光满用大头针细心地挑开线缝，发现竟然是一根圆柱形玻璃制品。面对这一神秘物件，周铜山显得十分困惑。两名公安人员仔细端详了多次，仍无法辨别其真实用途。

在查验保温水瓶的过程中，于润民发现这个空瓶的重量似乎有异。经过摇晃后，底座脱落，揭示了其中的秘密。在瓶胆与瓶壳之间，藏有一个纸包，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沓全新的5元人民币，共90张。这些钱币不仅崭新，而且连号，属于1956年的印制。在那个时代，士兵的月津贴只有6元，工厂学徒的月薪也只有十几元。加上周铜山身上的钱，他一共有911元。这么多钱难道是偷来的吗？周铜山解释说，这些钱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放在保温水瓶下是为了防止丢失。

周铜山的火车票轨迹揭示了其出行路径：7月29日，他自乌鲁木齐启程，抵达兰州，继而又前往郑州、北京、太原、石家庄，最终从石家庄转至宝鸡，短短10日内行程紧凑。而他紧接着又购买了次日前往太原的246次列车车票。此行既非旅游，亦非探亲，携带着大量现金四处奔波，他究竟有何目的？

细观周铜山的着装：身上那件白色短袖衬衫出自上海工农服装厂，蓝色裤子产自江苏江南服装厂，黑色皮鞋则来自四川成都第二制鞋厂，而随身携带的中山装则是北京海淀区第二服装厂的出品。即便是新郎，也未必一身新衣，那他的旧衣物又去了哪里呢？

次日夜幕低垂，10点钟时分，周铜山疲惫不堪地坦白，他乃是从新疆非法越境而来的苏联华人。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前来，实因在苏联遭受了歧视，渴望重返儿时生活的那座北京城。彼时，珍宝岛战役虽已落幕仅五个月，竟有人孤身一人从苏联非法入境，且一路跋涉至新疆，最终抵达内地，直至北京，此事之奇，令人咋舌！

周铜山之谜

8月10日，宝鸡方面紧急上报了涉嫌可疑的周铜山的情况，直报至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第一副组长伊里的案头。伊里闻讯后，即刻派遣其麾下政保干部张举明以及政法组军事代表党乙文，两人火速启程，夜赴宝鸡。随之，周铜山再次被秘密押送至西安市红庙坡看守所。

这个时候，新疆的外调也有了反馈：周铜山随身携带的户口迁移证，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塔城县公安局失窃的，早已作废；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驾驶证，经查阅乌鲁木齐汽车监理所车辆司机档案，该所从未签发过13266号驾驶证件，也没有一个叫周铜山名字的驾驶员；新疆墨玉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也没有叫周铜山的人。

前往北京的调查人员成功筛选出数十位名为周铜山的人选，其中有一位与被关押在红庙坡看守所的个体年龄相仿。这位周铜山自幼便无依无靠，解放前得以在街道居委会王大妈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如今，他已在京城王府井饭店担任杂役。王大妈抚养孤儿的故事曾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调查人员前往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报纸，发现那是一篇篇幅约3000字的新闻报道，内容详实，并附有母子俩温馨生活的照片。周铜山的身高与体型与看守所中之人颇为相似。若北京王府井饭店的周铜山确为真身，那么看守所里的这位恐怕只能算是其赝品了。

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电话亦响彻了伊里的办公室。周铜山手中所握的1956年版5元纸币，乃昔日中国人民银行赠予苏联驻京商务代表处的。如此一沓连号且崭新的钞票，落在持有伪造证件者手中，不禁让人联想到此人与苏联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迅速组建了“6901”专项调查组，由伊里同志担任组长，党乙文同志担任副组长，审讯与调查工作同步进行。

外调人员循着周铜山的指引，来到了北京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的住所。这座大院中居住着十几户人家，然而并未发现任何一户姓周。当地居民透露，此处曾住有一位电车公司的电工，名叫王华亭；他的妻子名叫王淑清，这个名字与周铜山所述其母亲的名字相吻合。王淑清出身旗人，育有五名子女。她的次女不幸早逝，长女王秀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员工；幼女王秀玲则担任讲解员一职。解放前夕，王华亭因病离世，王淑清便携子女他迁。她与长子王常专、幼子王常玉的下落至今成谜。

周铜山曾言，其母与一位名叫李佐臣的苏联公民结为连理，携同兄弟二人迁往苏联。经外调人员核实，李佐臣确系白俄罗斯人。十月革命爆发后，他随父母一同逃亡至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北京急需大量俄语教师。李佐臣曾在定福庄燃料工业部职工学校以及北京电影学校担任俄语教学工作。在电影学校期间，他邂逅了丧偶的勤杂工王淑清。两人喜结连理后，于1955年携同王淑清的两个儿子一同返回苏联。

根据对北京的调查所得，除王华亭的姓名与周铜山不符外，其家庭成员的姓名、家庭结构、主妇的姓名以及民族等信息均与周铜山所述相符。此外，周铜山与王淑清次子王常玉的出生日期亦丝毫不差。由此推断，周铜山极有可能即是王常玉本人。

此案件一经上报至首都，立刻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层领导的关注。林彪、陈伯达等同志亦对此案予以了重要批示。

苏联间谍助有中国。

的确，这位自称为周铜山的个体，其真实身份正是王常玉，而他俄国名字的称呼则为彼得，他是苏联克格勃派遣至我国的一名间谍。

1955年夏天，王常玉一家4口人来到苏联，获准在西伯利亚州的阿尔克斯区居住。王常玉和哥哥在这里从小学上到了初中，然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中苏交恶之后，克格勃迫切需要招募一些派往中国获取战略情报的特工。经过情报“星探”近一年的观察，纯粹华人血统、在中国上过小学、思想上却又完全认可自己苏联公民身份的王常玉被纳入视线。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吸收了王常玉为其新成员，内部称呼他为“维静同志”。王常玉被派到赤塔苏军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一个秘密培训基地，让他接受了情报收集、收发报、汽车驾驶、野外生存、绘制地图等各种技能的训练。此外，还让他看了中国记录片，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听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和叛逃中国青年的交待录音，并要求他背过几篇《毛主席语录》，学会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曲。王常玉以所有科目都是4分以上的优异成绩结业，克格勃向他颁发了少尉军衔任命书和二级报务员职称证书。当然，这些证书他仅仅看了两眼，就交了回去。

三日后，王常玉从赤塔启程，飞往阿拉木图，随后乘坐汽车进行了漫长的旅途，直至抵达位于新疆额敏县附近的苏联边防哨所。7月23日的夜晚，北京时间已至深夜11点半，王常玉在克格勃的护送下，被带至中苏边境阿拉湖以东约200米的位置。沿着阿拉湖汇出的额敏河，他穿过迈义尔沟，踏入了我国境内。如同一位苦行僧，他的餐食仅是压缩饼干，饮水则源自河中，而他也将所有废弃物如饼干盒等，按照规定及时掩埋。夜晚入眠时，他还需警惕野兽的侵袭。经过三天风餐露宿，他终于在托里搭上了长途汽车。沿途经过奎屯、石河子和昌吉，最终抵达了乌鲁木齐市区。正值“文革”动荡时期，王常玉在我国境内游历诸多地方，无论是乘车还是住宿，均无人询问他的证件。即便克格勃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漏洞百出，他也未曾遭遇任何麻烦。

于宝鸡火车站，王常玉正等待着一位名叫安大民的朋友。这位安大民乃甘肃平凉人士，曾是新疆建设兵团某团的机械维修工，却因监守自盗而遭解雇。一次，在乌鲁木齐汽车站附近的小饭馆就餐时，王常玉邂逅了抱怨连连的安大民。王常玉慷慨解囊，赠予他300元，从而将他收为己用。在安大民的建议下，王常玉剃去了平日的长发，丢弃了苏联时代的旧衣，换上了安大民赠送的半旧绿军装。随后，两人一同在乌鲁木齐游玩了两日，此后便开始了乘坐火车四处漫游的旅程。

抵达宝鸡的那日，他们在清晨6点45分踏下了火车。用过早餐后，安大民意欲先寻一旅店稍作休憩，而王常玉却执意要先将工作完成。所谓的工作，不过是街头闲逛。不过，二人的闲逛方式各有千秋。安大民偏爱穿梭于人流密集之地，热闹所在便是他的首选；而王常玉的目标则锁定在党政机关以及军营周边，主要关注墙上的《布告》以及各类革命性小报、传单和大字报。当他们走散后，王常玉回到了火车站，在广场旁的商店购买了一只热水瓶。由于需将随身携带的金钱藏于暖水瓶底部，王常玉不得不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进行操作，这也导致了他与前来寻找的安大民失之交臂。待安大民再次回到火车站时，广场上已开始了“文革”时期的大规模清查。未能找到王常玉的安大民无奈之下，只得找了一家旅馆暂住，心想反正次日他们还要一同乘坐火车，进站前仍有重逢的机会。然而，当晚的清查不仅限于火车站，全市的旅馆和招待所均成为重点排查对象。安大民由于缺少出差证明，且身上携带了300元新币，被派出所怀疑为盗窃，面临被以盗窃罪拘捕的风险。经过一番周折，省里的电话终于传来，安大民随即被押送至西安。

到案后，安大民交待出一个重要情况：到石家庄，他们在一个名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落下脚，王常玉支他到街上买个信封。回来，王常玉却数落他，买信封时不知道顺便买信纸。说着，王常玉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后面撕下了两页白纸当信纸，说自己的字儿太难看，让安大民替他执笔写了一封家信。信里说的都是家常话，就是告诉他继父和妈妈，他到了北京，但没有见到妹妹，还要继续找。写完信，他又替他写好了信封，然后拿到邮局发了出去。安大民说，收信人的地址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市297号信箱”，收信人叫“钟理”。寄信人，王常玉让安大民留的是他家地址，写的是“甘肃平凉市工农兵路43号安大民”。

经专案组深入分析，我们断定，“乌兰巴托市297号信箱”必然是苏联情报机构在第三国秘密设立的联络点。

再次审讯王常玉，他终于交待，在东风浴池二楼上，他把安大民支出去买信封时，就在《毛主席语录》后面的白纸上给上级用俄文写了简单的汇报。当然，这本《毛主席语录》是特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后面加了空白页码。这种特制的白纸只需要用硬物就可以书写，写过之后也不留痕迹，密写的内容只有在紫外光线下才可以看到。当时，这种技术为苏联一家独有，连美国都还不掌握。

王常玉透露，他所密写的文字，旨在向组织报告其已安然抵达中国内地，并详细记录了所经过的城市、在工作中遭遇的挑战以及未来的计划。此外，他还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已觅得一位名为安大民的得力助手。

泥石包·显微信

在红庙坡监狱，王常玉揭露了一则重磅消息。他透露，自抵达北京后，他曾巧妙地将安大民支开，乘坐公交车抵达月坛北路，找到了一根带有底座的水泥电线杆。他一边假装整理鞋带，一边利用从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离地80厘米处画了一条约五六厘米长的横线。接着，他在横线之上放置了一颗小石子。这个隐秘的信号，象征着王常玉向上级传达了“一切安好，进展顺利”的暗号。而那颗小石子，则暗示他是否可以前往北京卧佛寺取回“泥石包”。

“泥石包”乃克格勃精心设计的一款密闭容器。其外形酷似鹅卵石，色泽与泥土及石块几近无二。王常玉并非武装特工，无需暗杀、爆炸或投毒等武器。据他所言，在培训的后期阶段，“泥石包”理应已被引入，并送达至卧佛寺的交接点。克格勃采用无人交接的方式，将“泥石包”交付于他之手。

王常玉透露，“泥石包”以及电台分别秘密藏匿于卧佛寺与十三陵两地。专案组仔细对照北京市的地图，发现王常玉所绘制的地图与国家正式发行的地图几乎吻合，且与他的口供内容亦相吻合。9月2日，公安部批准了从陕西起获电台和密码的请求，并指派专员与陕西方面协同组成专门的起获小组。9月5日，该小组在十三陵“五公里七号牌子”邻近区域成功发掘出埋藏于地下的、封装在塑料袋中的电台；9月6日，起获小组利用红外探测器，第二次前往香山卧佛寺，最终在一堆杂乱石块中，找到了一个形似哈密瓜的“泥石包”。打开后发现，里面藏有大量人民币以及两本密码本。

经专家鉴定，这起所获的电台是一台功能强大的便携式远距离快速收发报机，其每分钟可发送多达500组密码。同时，所查获的两本密码手册分别是一份专用的卡片式明码本和一份可灵活变通的平战两用密码本。依照公安部的指令，这些电台和密码本被迅速送往西安。伊里邀请王常玉进行了发报机的操作演示，王常玉操作熟练，显而易见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安大民被捕后，调查小组注意到他与王常玉所描述的行程细节颇有相似之处。二人乘坐火车旅行，提及的访问城市名称一致；然而，在描述城市内具体活动时，他们的叙述出现了分歧。例如，在兰州，王常玉并未提及访问过白塔山公园，尽管他们仅在那停留了半小时。尽管如此，当安大民再次询问王常玉时，他仍旧否认去过该地。这白塔山公园难道对他毫无印象？但安大民指出，正是王常玉提出了去白塔山公园的建议，且据他所言，王常玉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即使是公园中的对联，他也能事后复述。那么，王常玉为何要刻意回避提及这个公园呢？

于是，盯着王常玉不放，果然审出新文章。原来，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是王常玉和别的苏联特务接头的时间，地点有两个：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以及太原市邮电局门口。若未能成功接头，身处兰州者将在次日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尝试；若身处太原，则第一天未能接头后，第二天他还可以选择在太原市橡胶厂门口再次尝试。在9月4日，党乙文等人前往北京香山卧佛寺寻找所谓的“泥石包”之际，专案组派遣了其他人员伪装成接头人，分别在白塔山、太原市邮电局以及太原橡胶厂门口进行尝试，然而均无果而终。

密信胶膜与读视器

据北京方面传来的信息，党乙文等人自取走电台及装有现金与密码的“泥石包”后，未曾忘却遵循王常玉所指示的方法，为苏联情报机构留下标记。9月5日，在十三陵成功寻获电台之际，党乙文依照王常玉所展示的方式，亦弯腰模仿系鞋带动作，于刻有清朝乾隆皇帝御笔《哀明陵十三韵》的十三陵碑亭左侧石阶上，用白粉笔勾勒出一个“十”字；而到了9月7日凌晨，在发现“泥石包”后，党乙文再次采取相同姿态，于卧佛寺莲花池栅栏东南角柱子旁，以白粉笔绘制了一个“一”字。

在移除广播电台和“泥石包”后，为何仍需依照王常玉的方式留下标记？这主要是因为根据王常玉和安大民的说法，他们于8月7日寄出那封寄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的信件。时至今日已过月余，“甘肃平凉工农路34号安大民”并未收到任何回信。专案组推断，苏联大使馆可能正在等待卧佛寺和十三陵处留下的粉笔记号。只有在确认王常玉已取走物品后，他们才会回复信件。

9月27日的午后，专案组终于收到了那封从北京寄往平凉安大民的信件。信件看似寻常，以“周铜山”母亲“钟理”的口吻书写，声称是经北京友人转寄。信中内容平淡无奇，王常玉表示，其中并无隐晦的暗语，但或许藏有细微的线索。技术人员耗时数日，尝试了多种方法，最终在信件倒数第六个字“新”的上方发现了一点异样。技术人员摘下手套，洗净双手，亲自用手指轻轻触摸，感觉到该点略微凸起。

10月1日的清晨，技术人员手持沾有蒸馏水的洁净小毛笔，缓缓地将“新”字背后的纸浆稀释，细心地刷去表层，小心翼翼地剥离出显露的异物。那是一块米粒般大小的白色胶膜。透过放大镜观察，可见胶膜表面布满了密集的小点；即便换上高倍放大镜，细节依旧模糊不清。就在此时，王常玉的神秘物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拿起那根圆柱形的玻璃棒，对准胶膜一照，奇迹随之降临，一封以汉语书写的密信便展现在众人眼前：

一、我允许你在兰州周边的任何城镇或乡村定居并从事工作，包括你朋友安大民所在的城市；二、请告知我你朋友的身份信息；三、家中一切安好；四、愿您身体健康，事业顺遂。

原来，那根被王常玉藏于外套左上口袋的玻璃棒，竟是一件高倍数的专业读视工具。彼时，这无疑是间谍界最为尖端的设备，其先进程度远超中国公安机关所掌握的知识领域。

结局

半年后，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启用了“666”主呼电台，持续对王常玉所使用的代号“777”电台实施全天候的定时呼叫。电台传来了信息：“777，你的信件已于星期四抵达”，并指示王常玉于1970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时，前往兰州白塔山公园进行会面。随后，他们还设立了赤塔CRU总台的专用频道，对王常玉实施盲呼。从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总台共计进行了54次定时呼叫。

“6901”案件的侦破，为后续苏联间谍案的破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此，陕西省公安机关将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曾书信往来的蒙古国乌兰巴托，明确为重点排查区域。

1969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送至北京，随即被关押于公安部秦城监狱。至1978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决议，指出王常玉已被监禁9年，其主要问题已基本审查完毕，应立即作出处理。不久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决定不对王常玉提起公诉，并准予其释放。获释后，王常玉被安排至劳改农场工作。